毛泽东晚年的性格是扑朔迷离的，虽然他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话，但对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也时有怀疑和否定。也许是意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对彭德怀的一些做法有些过份，加之当时由姚文元等人发难的以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必须以彭德怀作为垫背，为了保护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免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一直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清楚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妄图伺机反攻。在这种形势下，做好战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三线工作也就尤为重要。自己到三线去，也可在晚年再立新功，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不熟悉工业，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后，被撤销了国防部长之职，至今尚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个被批臭了的人，是难以工作的。想到这些，他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到外地国营农场去当一辈子农民。

　　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招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特摘引如下：

　　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

　　“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

　　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来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

　　“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再次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

　　“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会谈后不几天，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待：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以便“恢复名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也无异于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宣布了彭德怀的无罪，“对你的事，现在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也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许出于他的初衷，但之后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西南三线去保护，然而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魔鬼的手爪还是伸到了他自以为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

　　1966年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攻击彭德怀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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